新闻网讯　4月12日，《中国民族报》第05版“理论周刊”围绕“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主题，邀请蒙曼教授谈谈自己的所思所想。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做好民族工作，事关祖国统一和边疆巩固，事关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举足轻重的“国之大者”。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想从文化的角度谈谈自己的认识。

　　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是经由几千年漫长的发展过程逐步抟成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理论基础。要认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就要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那么，如何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呢？

　　首先，中华民族共同体厘清了中华民族的两个层次及其不同属性。第一个层次，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性存在。它以中国为国家载体，涵盖了历史上生息繁衍在这片土地上的全部民族及其物质文化创造，也涵盖了他们的集体命运。第二个层次，在中国内部，在中华民族这个大的共同体之下，又包含众多兄弟民族。这些民族从历史上就生活在一起，彼此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开拓了辽阔的疆域，共同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与此同时，这些民族又有自己的演进历史和文化传承，拥有自己的独特魅力。

　　其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关系着中华民族的整体命运，必须依靠中华各民族团结奋斗才能实现。只有汇聚起中华各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和创造力量，才能以中华民族的合力来造就改天换地的伟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各民族本身就是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

　　再次，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产生于中国五千多年连续不断的文明史和两千多年的大一统国家实践，它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也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各民族在文化上虽然各具特色，但必须从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更高层级的文化认同，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发展方向

　　汉代著作《淮南子》曾提出“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明清之际诗人蒋玉立也曾有诗句云“江流九派尽朝宗”，意思是说，所有的河流最终都奔向大海。无论是“百川归海”，还是“九派朝宗”，都可以形象地概括和表达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方向。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其中“九派”代表差异性，“宗”代表共同性。　

　　第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是长期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彼此交往交流交融的中华各民族。这些民族就是诗句中的“九派”，九派江水汩汩滔滔，奔腾向前，形成整条大江最有活力的源头活水。激发它们的活力与创造力，对于整条大江而言，至关重要。

　　第二，中华各民族发展的方向不是分，而是合，合成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就是诗句中的“宗”。历史上，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的民族有数百种之多，他们聚散分合，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五十六个民族。但这绝不意味着这些历史民族的消亡，事实上，他们早已脱胎换骨，以新的身份融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他们创造的文化也共同汇聚成了中华文化的洪流。这是历史上的中华各民族的命运，也是现实中的中华各民族发展的方向。

　　第三，中华民族共同体并非简单的自然形成，而是逐步抟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意味着艰苦的努力，其中就包括我们今天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作的努力。这正如九派朝宗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必然，它考验着“派”的方向感与“宗”的包容力，还考验着潮头的牵引力。失去方向感，“九派”就会成为找不到出口的内流河，最终走向干涸；失去包容力，“宗”也会成为没有源头活水的池塘，只能日益损耗，直至失去“宗”的地位。而失去牵引力，“派”与“宗”之间就会出现许多乱流，造成“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的悲剧。我们现在所要做的，是让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成为新时代巨大的牵引力。只有努力增强这种文化牵引力，才能真正解决目前在民族工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形成中华民族磅礴的历史合力，让九派江流卷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巨澜。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途径

　　一是深化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要对其中的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加强认识和发掘。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需要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根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着中华各民族共同的文化创造。也只有汇聚了各民族优秀的文化成果，中华文化才能成为各民族共享的文化资源。

　　在精神文化层面，积极入世而又温厚包容的儒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脉。但与此同时，少数民族雄健昂扬的精神姿态和灵活多样的制度创新能力，也为中国的历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钱穆先生都从精神文化的层面，肯定了北方民族在使中国社会走出魏晋南北朝贵族政治迷局，走向大唐盛世方面所作的杰出贡献。这些论断都表明，少数民族同样深度参与了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国国家制度的建设，并且具有不能替代的历史作用。

　　另外，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整合具有多重文化信仰与管理模式的复杂社会方面，也表现出了突出的特点和优势。少数民族政权在入主中原之前，已有本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管理体制，进入中原地区后，又必须接受这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管理体制，这就意味着其具有处理复杂的民族关系、复杂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先天需求，必须着力探索兼容并蓄的管理体制，才能真正实现有效统治。少数民族政权灵活多样而又行之有效的治理理念与治理方式，无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和研究。

　　二是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凝心聚魂作用。

　　我们今天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凝心聚魂作用，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共同性，讲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都必须深刻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努力在一个更具有包容性的文化传统之中寻求各民族的共性，将其升华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价值。

　　我认为，有三个理念具有广泛代表性，值得深入探讨、广泛传播。

　　首先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之说最早出自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指向解除束缚、复归自然的一种境界。早期儒家如《易传》中讲“人与天地参”，是说天、地、人三者和谐共生。汉儒董仲舒将其归结为天人感应，指天意与人事之间的共感同应，意在约束人间行为。后来，宋明理学家也提倡“天人合一”，如张载说“民胞物与”，王阳明说“大人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都强调在遵循普遍天理的基础上，人与天地万物生生不息，共为一体。无论经历怎样的演变，“天人合一”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概念。与此同时，它跟游牧民族敬畏自然、又在天地之间自由驰骋的精神气质具有共通之处，能够获得各民族的高度认可。今天，我们赋予“天人合一”新的内涵，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无疑符合建设美丽中国这一新的时代主题，符合全世界对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关切，是中华民族能够为全人类发展提供的精神资源。

　　其次是六合同风。“六合同风”出自《汉书·王吉传》， “《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大意是说，《春秋》所推崇的大一统，就是全国各地风俗教化相同，九州方圆政令法规贯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华文化多姿多彩，辩证地看待统一性和多样性、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坚持求大同、存小异的包容精神，既是传统儒家学说最具魅力的核心理念之一，也是古代不同民族建立的政权都坚持的治国理政基本经验，反映了各族人民的普遍共识。在今天，这一思想仍然具有极高的道德合理性，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最后是自强不息。“自强不息”的思想最早出自《周易·乾卦·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代表着儒家刚健有为、积极进取的精神取向。同样，它也暗合着草原文化绵延不绝、顽强不屈的生存历史，和盘马弯弓射大雕的英雄本色，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尊奉的人生信念。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进入了关键阶段。在这样的历史阶段，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尤其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毫无疑问，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也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强大精神武器，在全人类遭受新冠肺炎疫情打击、经济和社会压力空前增大的今天，尤其具有提振信心、鼓舞斗志的力量。

　　天人合一构建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六合同风构建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自强不息则彰显着人类努力奋进、自我实现的主观能动性。这三个概念构建了从自然到社会再到个人的价值体系，也打通了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价值追求，应该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共享的精神资源，并以此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